沪市公司监管锐评：商誉减值并非全是“大洗澡”无需妖魔化
年报披露正酣，前几年令市场闻之色变的商誉减值，再度引发关注。商誉到底是什么？该如何理解商誉和商誉减值？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。
商誉，从中文字面上理解有些拗口，似乎不是商业、信誉两个词的组合。别着急，看一下商誉的英文，就能明白其中意思。商誉的英文说法叫“Goodwill”，字面看就是“美好的愿望”，即购买一个企业，相信其在资产价值之外，还能创造更多的价值，怀揣着美好的愿望，而支付的溢价，体现在账面上就是商誉。
打个比方，一堆散落的汽车配件，价值不大，组成变形金刚里的跑车，价值大增，要是变成能够上天入地的擎天柱，价值增加的就更多了。
在经营生产中，很多企业创造的价值要远大于资产价值，商誉也因此普遍存在。2019年三季度末，沪深两市商誉存量规模约为1.39万亿元，其中沪市有5332亿元。在减值计提方面，2019年的数据尚未出来，从2018年的数据看，两市共计提1658亿元，较2017年大幅增加350%。其中，沪市公司计提了375亿元，增幅250%。
绝对金额看起来还好，可增幅不小。进一步看，当时沪市商誉减值的70%集中在25家公司，即集中大额计提的情况还比较突出，所谓“大洗澡”。
为何出现这种情况？这与商誉的会计处理方法有很大关系。通常而言，财务报表里记录的都是界限清晰、权属明了的资产。而商誉对应的却是一种价值创造的能力，看不见也摸不着。即使是专业的年审会计师，很多时候都只能雾里看花、人云亦云，难以作出精确的评判。可买家花了真金白银购买，必须落实在账面上。为了对它进行计量，在会计里就将其转换成了对未来预期利益的衡量。
问题来了，预期利益到底有多大，判断起来主观性很强。正是存在这种主观性，公司调整、把控的空间就很大，商誉减值提与不提之间的奥妙，很多时候实际只能由公司来把控。
例如，在商誉减值测试中，公司把本该在多年分担的减值损失集中在一年，减轻了前后几年的利润负担，达到一年惨淡、多年红火的效果。这就是利用商誉减值做盈余管理，虽然看起来不太符合会计要求，但外人也摸不准情况，不好加以指责，公司却因此营造了良好的经营状态。
这样的例子并不少，有公司收购的海外百货企业经营每况愈下、大额亏损，仍然坚称对应的30多亿商誉没有减值迹象；随后半年不到，标的资产就进入破产程序，公司对商誉计提减值高达18亿元。还有一家公司，在前一年大多数标的资产均未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况下，对近12亿元的商誉仅确认减值1000多万元，却在一年后一次性计提商誉减值7个多亿，背后的合理性令人费解。
利用商誉减值做盈余管理，甚至财务“大洗澡”，显然不符合公司真实情况，可要破解这一问题，也不容易。
目前业界有两种解决思路。
一是依规严格监管，在会计上，加大对准则适用的监管力度，遏制会计准则滥用，在信披上，督促公司核实情况，把商誉减值相关事项说清楚。当然，由于商誉计量、减值的主观性很强，这种方式执行起来也有困难。
二是在会计处理上想些办法。此前有业界声音认为，可以选择商誉摊销的办法，即商誉与固定资产一样，按年摊销，日本多年来一直都是这么做的。可在A股并购较多的当下，线性摊销无疑将增加不少企业的业绩负担。
跳出会计角度，其实还有一个方向，就是回到商誉产生的源头，看看初始确认时商誉的水分有多少。
长期以来，A股估值较高，在股份支付占主流的收购浪潮中，标的资产估值也会水涨船高，这种情况下，上市公司会倾向于把更多的对价反映在没有折旧摊销“后顾之忧”的商誉中，为后续的利润调节留出空间。这么来看，在源头上除了完善机制、推动估值更均衡外，商誉无需摊销的计量方法也可能对资产买入方的行为选择产生影响，出现与会计理论预想截然不同的结果。
要解决商誉减值计提随意的问题，更需要多管齐下。除了前文提到的监管，上市公司要诚信，商誉“大洗澡”只是一时之计，对企业形象损害极大；会计事务所要秉持职业操守，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对商誉减值明显不合常理、有悖常识的做法敢于说“不”；投资者要深化对商誉风险的认识，故意“大洗澡”要避而远之，不影响公司经营能力的也要理性看待，不必遇之即视若猛兽、草木皆兵。
